房价那么高为什么还在涨?

——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一、高房价的由来

看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书尾给了一个意外的答案:中国的高房价是政府与民争富的产物。

我们用可耻的右手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98年,这一年,朱镕基任职总理。

朱总理上台前,中央财政已成没米开锅的“讨钱财政”,在他掌权的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是上一年的三倍。由此,朱氏闻名天下,其清廉、高效并集权的作风更是为人乐道。

而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推行的分税制究竟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变数。

分税制,就是将税收分两种,好收的钱多的定为国税,由国家来收;不好收钱又少的定为地税,由地方政府去收。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国家将地方的财富聚集到中央,而且一出手就是大招。最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展较好的前沿城市,比如广东省。据统计:2003年广东省一年上交中央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1/7。

地方政府说:我们也要发展经济,也要用钱,咋办?
中央政府回:你不还有地吗?卖地吧!

——经过高层的谈判磋商,决定开放土地使用权,由此,土地财政正式进入历史的舞台。

二、房奴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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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公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政府强行拆迁的阻力在法理上特别小。土地财政带来的社会景象是政策制定者也没有料到的。

首先,土地再一次在神州大地上上演着重要的角色,高层视其为经济维稳的变压器,民间商贾视其奇货可居,城市化的趋势下,农民在部分经济学家的鼓动下将其当作非有不可的“刚需”。

城市因此大兴土木,一时之间,房地产成为利润最高、体量最大的支柱产业,在坊间,丈母娘因为有房而甘心将女儿嫁给你。更有人笑言,现在实行的是一房一妻制,大的叫大房,二的叫二房…

在城市化和土地财政的双重压力下,房子会变成许多人结婚成家的基础。而当中很大比例的人是透支了尔后数十年的财富购买一套产权只有70年的房。

鲁迅曾说: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一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用在新兴名词“房奴”身上,却是再贴切不过。房奴们一辈子被捆在了房子上,想搬家、换工作、让孩子换学校都会受到房子强有力的束缚。

那么,土地财政的始作俑者——政府,为什么要用这方法与民争富?

三、最早期的凯恩斯主义实践

从历史中可以找到答案,本书便是梳理出中国独特的经济史,讲述其中的必然逻辑。

中国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实行专卖制度,就是将“人民必需品”当作中央政府特许经营的垄断商品。开创者是春秋时期的管仲。

管仲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诸葛亮年轻时把他当偶像,孔大圣人甚至说“没有管仲,我们现在可能还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然而在管仲没有做齐国首相之前,他只是个上战场贪生怕死,和人交往爱占小便宜的商人,他辅佐的国君齐桓公也只是个爱喝酒玩女人听音乐的国王。

就是这样的奇葩组合成就了春秋五霸里第一任霸主的齐国。齐国东部临海,有天然的盐场,山里的铁矿资源也十分丰富,然而谁都没有真正把它们发挥出治国的用处——直到管仲。

西方人喜欢在收税的时候明明白白告诉你收了多少用在哪里,而东方人更倾向另一种方法,在不明显收税的前提下照样把钱收到手。在古代,盐和铁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神器。

盐是人类必需品,铁也是农业时代的必需品。管仲什么都开放,甚至开妓院供往来商贾享乐消费,却对这两样资源实行恐怖的管制,齐国法律规定:一旦发现盐池矿产,有人私自踏入资源区,左脚进,砍左脚;右脚进,砍右脚。

正是这样——放纵商人自由贸易,同时管控国民必需品。两板斧下来,齐国国库充盈,国力昌盛,称霸中原。这样的经济形势在管仲死后,齐桓公倚重非人而人亡政息。

四、农耕时代的最强战力

最后统一中国的,却是秦国。秦国起用了商鞅,走了和管仲不同的治国路线,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国家主义计划经济。

商鞅推行的律法更加严苛冷酷,甚至一次将几百人同时处决问斩,完美呈现国家这个暴力机器的属性。

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团结稳定为前提,推行土地私有制(股权激励)、十二等军爵制和郡县制等新政,推行新政的手段更是堪称前无古人,其中徒木立信、驱逐商人、斩杀所有聚众斗殴的民众、甚至把国君的哥哥太子的师父这样的高层异议者割了鼻子,硬是只用了19年的时间将民风彪悍、积贫积弱的秦国拧成了军民一心、国力强悍的国度。如果想有更深的感性认识,推荐观看一部电视剧《大秦帝国》。

通过奖励耕战和郡县制,商鞅将秦国打造成从所未有的国度,效率之高战力之强,让其他国家惊呼为“虎狼之国”,这样的中央集权主义,无疑是战时最有扩张性的经济配套。

其成效就是国家强大,人民不造反,君主权威。所以后世统治者表面上反对法家,却大多在心里迷恋法家的治国方案,包括毛泽东。

毛泽东曾诗云“百代都行秦政法”,我也有一首诗想描述他的“效秦法”行为:“一代豪雄莫猖狂,万年功业无永常。人人翘盼新时代,私心却效秦始皇。”

五、汉初休养和武帝征伐

秦亡,天下因争斗太久,百废待兴,急需休养,汉王朝便开始放活民间经济,开放山海之禁,国民获得了煮盐炼铁的自由。经过近百年的放任自由和休养生息后,国家人力物力充沛,国库不够装丰厚的物资,天下商贾遍地,连《史记》都开设专门的货殖传。这时冒出了新的魔鬼——地方挑战中央。

当地方政府有钱了,人民富可敌国了,中央就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地方博弈、内耗。最后,七王之乱被平定,人们纷纷想起才高命薄的政论家贾谊的话——权力下放,必定导致叛乱。

汉武帝上台后,国家给了他集权的基础,全民抵抗匈奴的民意,而他本人更是文才武略过人,国家经过几代的休整,积累了大量的钱粮、人才、兵役和抗击匈奴的政治诉求。咬着金汤匙出生的刘彻几次对匈奴用兵,采用管仲的专卖制度加商鞅耕战郡县制,筹集军费,导致统治晚期民穷才尽,不得不重新恢复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

至此,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制度格局基础落定。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两句话都出自邓小平之口,在汉武帝死后,他的财政大臣桑弘羊曾经舌战群儒,儒生们(全国民意代表)问他搞那么多国营企业,贪污严重效率低下,桑弘羊反击道:“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儒生们只会套用圣贤的话——轻徭薄赋,即少收税,再也开不出其他切实可行的方法。

当时的史官将此次辩论记录在案,称之为“桑弘羊三问”,后来被编辑成一部著作《盐铁论》,专门讲述如何通过控制人民必需品来“取之于无形,使民不怒。”

六、探求中国经济的规律

后来的历史几经波折,却基本上遵循着这两条铁律:不发展民间市场经济,国家不会富有,要穷死;不控制地方财政,国家难以稳定,繁荣迟早会被战争所摧毁。

中国的国家经济只剩两条铁轨:左边是发展,右边是稳定,脱离之后便越轨难行。不管是气度非凡的盛唐,还是繁极百年的宋代,只要犯规,立马出局,回炉重造国家机器。

后来的明清闭关、洋务改革、民国治乱、计划经济大试验和改革开放,再到分税制,都是“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其中,不管是秦汉时的贵族经济还是三国两晋的庄园经济,甚至宋朝后世的士绅经济,都可以归类为——权贵经济。

这便是中国经济的艰难之处,富人们在反复不定的经济政策下为保证财富安全传承必然依附于实权派,当财富依赖于权力而不是效率时,资本只会沦为总财富存量的不公平分割,而不再是社会总财富增量的助跑器。

在2003年一组数据对比中,民营企业什么都不占优势,除了一条,民营企业总共为中国90%的人口解决了就业。换句话说,国企拿着最好的资源,红利却只惠及了十分之一的人。

七、房价会跌吗?

答案是,不会。至少以目前的形势,在一线城市不会。一是中央与地方的格局原因,二是国企与民企的格局原因。

摘抄书中两段话:分税制首倡者之一吴敬琏晚年对分税制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税收应该透明,必须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分配,而这最重要的两项都被刻意“回避了”。

直白地说: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完全不对等的,地方穷到做鸭子的心都有了,中央拿了钱办了啥事从不交待更不容置疑。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依然需要靠“卖地求荣”——卖地创收,营造繁荣。

而作为经济活力的民营企业,将国家“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称为“玻璃门”。出台的“非公36条”后续执行情况是均无落实。

2004年宏观调控后,国家把重工业当成仅剩不多的亲儿子,让它居于上游垄断,获利丰厚,它却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而居于中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当民众水深火热,为蝇头小利相互争得头破血流时,国家却在重工业这种“必需品”上实行垄断控制,坐收渔利且获利丰厚。

我的看法是,一旦经济丧失活力,只会剩下财富存量的盘剥。而在当代,国家和公民个体的体量差距太大,无法再像古代一样博弈,所以,房价上涨只会像一个顽疾,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国进民退,跟谁掌权、奉行什么主义都并无多大关系,最重要的是经济政策是否调整,如果继续一味地国进民退,政策紧缩,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僵死,最受伤的必然先是民,后是国。

只是不知道,当国家民穷财尽,是否还有像汉武帝一样的统治者,开先例写一份“罪己诏”,再将政策调整回来。

最后多说两句,

国家搞经济,最好不要既做裁判又做球员。
权力和生意,最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End-】

文/MrJensen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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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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